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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火灾的历史意味着什么？2020年6月22日，格伦费尔火灾刚刚过去3年，费里尔之角爆发了另一场大火。火灾很快熄灭。得益于格伦费尔幸存者们的奔走，英国政府在2018年5月花费4亿英镑拆除了高层住宅楼上的ACM覆层。尽管更多时候，幸存者们的努力收获的是徒劳。通过这份真实的记录，我们会对灾难背后国家、资本与公民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有更多的反思。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格伦费尔塔楼火灾是如何发生的》，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格伦费尔塔楼的故事被渲染成一桩“谁该为其他塔楼的修缮工作买单”的国家政治丑闻，人们有时好像把格伦费尔社区抛在脑后。但对这个社区的人们而言，过去的五年是饱受折磨的五年。媒体对火灾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社区要开始面对自己的损失了。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不仅要同悲伤和愤怒斗争，还要经历失败的安置工作，他们中还有很多人仍然只能住在酒店或者临时住所中。许多人都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火灾导致的其他精神问题。

　　身体健康的问题也不断凸显。许多在塔内吸入了窒息气体的人都患上了被当地人称作“格伦费尔咳嗽”（Grenfell cough）的病，许多在楼外围观以及住在附近的人也未能幸免。对这些住户来说，目睹朋友们葬身火海给他们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让他们每天都在挣扎中过活。“那种阴影好像要朝你砸过来，”一名住户告诉《住房观察》，“我每天都想哭。住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孩子们跟我说：‘妈妈，我看到鬼了。’”

　　与此同时，人们也为逝者举行了葬礼。黛比·兰普瑞尔的发小们从北伦敦赶回城里和她道别。她生前工作的荷兰公园歌剧院的歌手和乐手们也前来吊唁。她的母亲曾在一所学校当厨娘，为一代人提供餐食，当送葬的队伍经过这所学校时，全校师生都出来送别。她的骨灰被安放在伦敦市火葬场公墓，在她挚爱的父亲身旁。“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如此乐观向上的。不是因为有钱或者别的原因；但她拥有自由，她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让她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她的母亲之后在调查的陈述中追忆道。

　　“我是个一无所有的老太太。或许黛比的离去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正常。黛比是一个了不起的、不同凡响的人，能够拥有她这样的女儿是我莫大的福分。”

　　拉尼亚的姐姐拉莎飞抵了伦敦。“我依然不相信她已经不在了，我在经过的人群中寻找她的面孔，直到看到她躺在停尸房里。我希望从来没有在那里看到她。”拉莎回忆道。“我请求和她单独待一会，然后我听到她告诉我她很好，让我替她走下去。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不是我的想象，我向她保证会替她走完她的路。”

　　几年过去了，拉莎告诉我她相信妹妹依然和自己在一起。“每当我遇到困难，我就会和她聊天，她的灵魂总会安慰我困难终会过去。我一直在进步，学会了游泳、骑自行车，还减了肥，就像她一样。她还在我身边，每当有人把她当作逝者提起时，我依然会有点懵，我知道拉尼亚一直在我心中，只是除了我别人都不知道。”

　　拉尼亚小时候特别迷恋威廉王子，她经常告诉拉莎自己长大后要嫁给他。当拉莎看到威廉王子出席悼念格伦费尔逝者的纪念仪式时，她笑泪参半。“是哪个姑娘总有办法得到想要的东西呀？”她说，“是拉尼亚。”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火灾一周年纪念日很快就要到了，很显然，逃出格伦费尔塔楼的居民的安置工作一塌糊涂。简而言之，问题在于很多房产都是为格伦费尔的人买的，而不是和格伦费尔的人一起买的，但却希望他们接受硬塞给他们的东西。特蕾莎·梅在火灾一周后夸下海口，说为幸存者们准备了164套房子。但事实证明，很多房子都不适合他们。比如，对低收入居民来说，位于辖区内富人区的房子意味着他们负担不起儿童托管费用，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入学。有的房子没有根据残障居民的需求进行改装。还有的房子位于高层住宅楼中，经历过创伤的孩子们一步也不想踏进楼内。他们还为格伦费尔社区提供了一栋住宅楼，可在20名幸存者搬进去之后，大楼被查出存在“严重”消防风险——包括有缺陷的防火门、大楼外墙的部分区域存在可疑覆层。

　　幸存者们在竞价过程中相互竞争最好的房子。其他家庭则被分配了或是潮湿或是有怪味的房子。他们拒绝接受私人出租的住所，害怕一旦接受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住房租户身份。最终结果便是，几个月里，饱经创伤的家庭要么挤在酒店房间里，要么到处睡沙发或者待在临时居留点。5这并不容易。例如，贝拉尔·艾格努尼和妻子逃出塔楼后被安置在一个酒店房间里。但在他们的孩子们出院后，酒店经理想把一家人赶出去，理由是很多人都要住这间房。在火灾一周年之际，仍然有60户人家无家可归。

　　与此同时，尼克·伯顿正在照顾妻子皮莉。在火灾后的混乱中，他和妻子被分别送去了不同的医院，但他最终在北伦敦的皇家自由医院找到了她。皮莉的情况不容乐观——和多数后半夜逃出塔楼的居民一样，她也在下楼过程中形成了严重的烟雾吸入伤。她本身就虚弱的身体令痊愈变得更加困难，并且火灾的创伤进一步恶化了她的失智症。“你该如何向她这种情况的人解释发生了什么呢？”尼克之后在问讯中说道，“她的房子没了，她的狗没了，她的好朋友和邻居们可能也没了，还有很多朋友下落不明。她父母的骨灰存放在我们的公寓里，也没了。一切都没了。太难以承受了。”

　　2018年1月，皮莉经历了一次中风。在两周的生命支持治疗后，医生告诉尼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他把床垫搬进了她的病房，整日整夜握着她的手，就这样过了一周。1月29日，在儿子刚刚踏入病房后，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尼克说，她好像在等他一样。

　　“一个人的生命，她的灵魂，她的人生，就这样没了。无论你信仰何种宗教，这都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他说，“我们都不懂生命的意义，真的。我们都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自己。但我们都很幸运，能和一个这样好的人共度34年光阴，我真的很幸运。我们开心过，欢笑过，一起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这很美好。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了。”

　　整个社区还要和调查缠斗，被似乎永无止境的法律流程围困。调查在一系列对逝者的纪念活动中开始。数个家庭受邀介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或幽默，或感人，或暖心，或令人心碎，或令人愤怒。一位失去了5岁儿子的父亲的发言让我久久无法忘记。他说如果他们没被要求原地等待——一名凌晨2点到达的消防员告诉他们的——他的儿子本可以活下来。

　　“那天之后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如果我们没在原地等待会怎么样？如果那名2点左右过来的消防员没有让我们待在原地并关上了门，而是带我们离开了，又会怎么样？如果？这些‘如果’让我的心、我的头因为伤痛和愤怒而炸裂，让我心如刀绞。但我还要继续微笑，不能哭，不能外露你的情绪，坚强起来，做个男子汉，做个坚强的父亲。我的生活成了一片废墟。谈论起发生的事都会让我们受不了。（我的小儿子）都不敢直视（哥哥的）照片。我无法面对镜中的自己。他的母亲靠宗教和信仰强撑着活下去，而我直到三周前才敢再次念出我那美丽的儿子的名字。”

　　过去的几年间，他们听过需要承担责任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字斟句酌的声明，字里行间充斥着苍白无力的同情，却格外仔细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公司不应该为格伦费尔事故承担责任。调查委员会自己的律师称这种态度是“转着圈儿地推卸责任”（a merry-go-round of buck passing）。他们也不得不目睹这场教训被拉出公众视野，英国脱欧谈判、政治动乱、新冠疫情以及战争都在分散公众的注意力，西伦敦听证室内的证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当埃里克·皮克尔斯——拉卡纳尔公寓火灾验尸官致函的时任大臣——终于在2022年4月出庭作证时，他痛斥质询他的律师在一个话题上耽搁了太长时间，并说他“承诺过今天上午就会走”，因为他“今天非常忙，要见很多人”。接着他向火灾的“96位无名受害者”致敬，然后结束了作证。事后，他承认自己把这场悲剧和1989年的希尔斯伯勒体育馆坍塌事故弄混了。

　　无数人急切渴望的，是正义。但正义还有一段距离。警方正在积极调查，已经对40多人进行了问讯，其中一些人收到了警告，但直到调查报告出炉才能实施抓捕——这可能要等到2023年了。即便如此，庭审也要持续好几年，并且正如希尔斯伯勒的惨剧所证明的那样，这个过程并不能百分百保证胜利。前路漫漫且充满变数，而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悲伤、愤怒和惨痛的损失。

　　2021年夏季，我采访了马尔西奥·戈梅斯。他们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子，可所发生的一切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回忆起有一次他正在踢足球，却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喘不上气了。“我去看了医生，他们说这是我的心理作用，”他说，“每当我感到费力，我都会回想起逃出塔楼的时候。而且由于我的身体还记得我吸入的烟雾，因此它就停止工作了，这让我呼吸困难。”

　　他只能请专家帮助他“重新学会呼吸”。他说他们一家人的新房子很好，但那不是家。“塔楼才是我们的家，”他说，“可它不在了。”

　　尼克·伯顿在皮莉去世后进行了一趟环球旅行。他每到一个国家，就会来到消防站，给他们讲格伦费尔火灾的故事。“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听说过格伦费尔的事，他们都想请我进来聊聊。”他说。他巡游的目的是确保其他地方的消防部门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会问他们对建筑物火灾的预案，以及当地高层建筑都使用什么覆层。回到伦敦后，他搬进了一套带小花园的一层公寓，距离塔楼只有两公里不到。后花园铺着整齐的盖板，墙上挂着色彩鲜明的现代画作。但尼克给我看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台烧焦的破笔记本电脑。警方最近才将它交还给了尼克，它也成了从和皮莉幸福生活了许多年的公寓中尼克所能复原的最大物件。“我还没有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他说。

　　火灾5周年之际，整个社区在塔楼附近的街上组织了一次沉默，之后在塔楼地基举行了集会。发言者们呼吁正义，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敦促政府做出改变。在火灾中失去舅舅的卡里姆·穆西里说：

　　5年过去了，我们却还在这里说着同样的事。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失去的孩子们。每当我闭上眼睛，依然能听见他们在玩耍。而如今，我们并没有比最初的时候更接近正义。

　　但我们学到了什么？你要从我们身上看到你自己。你要明白，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意外，它本可以轻易避免，但他们就是允许它发生了。请铭记格伦费尔。这些问题如今依然存在。永远不要任它远去。

　　历史上有许多节点都可以在格伦费尔塔楼火灾后的几年里成为故事的终点。但我要选择的是2020年6月22日下午6点，东伦敦坎宁镇的一栋高层住宅楼的13层——这里距离1968年坍塌的罗南之角塔楼只有一箭之遥。和格伦费尔塔楼一样，费里尔角公寓也在翻修时安装了ACM覆层。工程也是由赖登公司和哈利公司完成的——它们正是负责格伦费尔塔楼翻修工程的公司。和格伦费尔一样，费里尔之角内部也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漏洞——阿诺德·塔林等专家在格伦费尔火灾几天后递交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报告中将其形容为“骇人听闻”。

　　2020年6月22日，格伦费尔火灾刚刚过去3年，一场火灾从费里尔之角的13层开始了。大火烧碎了窗户，喷涌而出的烟雾冲向东伦敦上空，火舌舔舐着楼外的覆层。但火灾到此为止。多亏了格伦费尔塔楼火灾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奔走，政府在2018年5月不情愿地掏出了4亿英镑用于拆除其他高层住宅楼上的ACM覆层。费里尔之角便是这笔资金的受益者之一。覆层的拆除和重装工程在几个月前刚刚结束。150多名住户撤出了大楼，无一人受伤。傍晚7点45分火势便得到了控制，大多数住户都回到了完好无损的公寓里。

　　这是我们应该从格伦费尔事件的后果中吸取的一个小小的积极教训。在看似无尽的挫折和打击中，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追求正义的活动家们也曾取得过胜利。

　　导致格伦费尔塔楼火灾的世界看上去无可救药地不诚实。这是一个关于企业体系的故事，这个体系纵容人们抛弃自己的良知和自制力，只考虑销售额和利润率。在年复一年地聆听这些体系内的人的证词后，你会深深感到有关部门被困住了。他们只是转动齿轮的工兵，而背后的机器远远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

　　但从格伦费尔塔楼的悲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的另一种面貌。它是那些停下逃生的脚步去帮助邻居们逃出燃烧的大楼的人；是那些在无水可带、无线电失灵甚至无法确定大楼是否会随时垮塌的情况下，依然返回火场、在烟雾弥漫和致命高温中走上楼梯间的消防员；是寺、教堂和志愿组织展现出的人道主义回应；是那些在火灾前站出来为邻里发声、要求房东妥善对待他们、在火灾后继续为他人而战的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